作者简介

　　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黄文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

　　2020年，数千生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离去，中国经济也为防控疫情做出了巨大牺牲。作为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曾表示：长远来看，中国的人口危机比新冠肺炎疫情更加严重。

　　那么，鼓励生育对于未来中国意味着什么？基于中国现状，有哪些措施能有效鼓励生育呢？

　　梁建章和黄文政老师共同撰文，提出了他们的见解。

　　以下为文章全文。

　　近，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不容忽视的是，疫情也已经对正常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而且海外疫情的扩散又将进一步冲击出口。

　　在消费、出口两驾马车受损的情况下，要想让中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简单有效的方法还是启动“新基建”——加大在基础设施、房地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等领域的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度。

　　“新基建”短期内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来看也是对中国未来的投资。但在以上提及的各类项目中，缺少了一项紧迫同时也是投资回报高的内容，那就是加大对于人力资源的投资。

　　人力资源的投入包括两方面：质量和数量。

　　质量主要指教育，中国在教育方面的主要矛盾，并非投入不够而是需要减负；数量方面大的问题，就是新生人口数量的持续崩塌，急需出台新政策来阻止不断下滑的生育率。所以我们认为，当前提升经济的紧迫任务，就是及时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

　　人口结构的崩塌

　　疫情只会对中国经济带来短期的冲击，但低生育率则会给中国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比上年减少58万，已经是连续三年下降。

　　在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就业压力的背景下，未来的生育率可能还会持续下降，很有可能接近生育率低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华人社会，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可能只会生1.1个小孩左右，几乎以每代人减半的速度递减。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还能依靠吸引移民来部分缓解人口问题，至于中国大陆，则必须依靠提升本土生育率来化解人口危局。

　　更令人悲观的一个事实是，以中国目前的分年龄人口结构来看，在未来10年，处于22岁到36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将锐减30%以上，所以即便在生育意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每年新出生人口也势必出现暴跌。

　　如果不能提升生育率，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在未来十年内将会断崖式下降到1000万以内。长期超低生育率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内生性变化，因而具有巨大的惯性，其后果就是人口规模的加速萎缩，严重的老龄化，和创新规模效应的削弱，将严重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

　　现在放开和鼓励生育，至少有如下三个好处：

　　一、财政和养老体系

　　个长远影响的方面是税收和财政。

　　2030年后，随着人均寿命延长和老年人口激增，国家财政中老年人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将迅速放大，国家必须通过加重税收来贴补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抚养成本的迅速上升。

　　如果能够及时鼓励生育并显著提升生育率，那么每年新增的几百万年轻人，正好满足未来中国经济对于高端创新型人才和中低端服务人员的大量需求，增加的税源也能缓解财税危机。

　　创新和竞争力

　　第二个长远影响的方面是产业规模和创新能力。

　　中国经济已经逐步告别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初级制造业，开始倚重中高技术水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需要的是创新型的高技能人才。而一个人具创业和创新能力的年龄是在30岁左右。所以放开和鼓励生育所新增的小孩，将在20-30年后成为中国创新创业的生力军。

　　保持中国人口规模优势，也有利于发挥创新的规模效应。

　　现在中国拥有人口多、市场大的规模效应优势。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一个企业或者个人更专注地做一件事，效率就越高。中国现在的制造业规模是世界上大的，分工也是细的，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全的工业品分类的供应链。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也在世界上规模大、分工细。正是的市场和人才规模，才能培育出一大批科技创新公司，在有些领域甚至超过了欧美。但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规模优势会随着新生人口的继续下降而下降。

　　三、迅速提升内需

　　第三，如果能有效提升生育率，从短期来说，会增加一些幼儿用品的需求，提振一些相关产业。

　　更高价值的一些商品如房子、汽车等，则要等这些小孩长大后才会体现出来。但是这些远期需求马上会体现在短期的资本市场上。因为预料到未来需求的增加，短期就会刺激相关的投资，从而提振经济、消化产能。

　　中国目前大部分制造业的产能严重过剩（比如钢铁业、汽车制造业），但大城市的住房仍然供不应求，导致大城市房价过高，所以大城市扩容迫在眉睫。这包括建设大量的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如医院、学校、托儿所等。短期可以大幅度拉动投资和消费，长期则有助于提升目前处于极低水平的城市生育率，让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成长。更有意义的是，保持中华民族在世界人口的比例不至于下降太快，以维持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地位。

　　鼓励生育的政策建议

　　一、现金补助和减税

　　随着中国变得富裕，特别是少子化带来的养育奢侈化，导致中国社会养育孩子的费用节节攀升，让许多家庭对生育二孩望而却步。

　　目前大城市抚养孩子的每年平均花费可能超过两万元，这还不包括父母的机会成本以及时间精力的投入。要切实减轻育龄夫妇抚养孩子的负担，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也可以直接补贴。

　　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现金部分，我们建议给多孩家庭支付大约每个孩子每年平均1万元左右的社会抚养费。另外对于二孩和多孩家庭，还可以减免部分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

　　二、买房补贴

　　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房价，这一点对大城市的工薪阶层尤为明显。

　　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还可对多孩家庭买房实行免地价的政策。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多孩家庭买房可免除土地价格，那么购买价格就会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这将大大减轻多孩家庭的买房负担。具体实施上，可以对已经有多孩的家庭买房直接降价，也就是地方政府将相应地价部分从卖地收入中免除，对于买房以后多生的家庭则可以退还地税部分。免除标准可以视生育率情况灵活调整。

　　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政府无需拿出真金白银，只要在低生育率地区多给些用地指标，扩大土地供应就可以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损失部分由国家增加用地指标来弥补，只要对奖励多孩家庭的优惠房源增加相应的供地指标，就基本不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如此，部分多孩家庭新增的购房需求，被新增的土地指标所消化，还有助于平抑整体房价。

　　三、大力建设幼托设施

　　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甚至直接选择丁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实在太过高昂，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严重缺乏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

　　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我们建议把0-3岁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做到这点，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大约十万个的幼托设施。

　　总之，中国经济要想继续拉动投资，除了“新基建”还要“新人力”，即加大对于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亟需的是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

　　在提出一系列补贴政策的同时，向二孩和多孩家庭倾斜。例如在推行减免税收的政策时，优先给有二孩和多孩的家庭减免税收和社保。大城市在造房子时，为二孩和多孩家庭提供更多的住房优惠，并且建设更多的幼儿园和托儿所。这些鼓励生育的投入，不仅仅可以提振经济，还可以大幅度降低育儿成本，阻止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唯如此，才能令中国经济后继有人，中华文明后继有人。

　　文章选自绕梁说